逃出奥斯威辛影评 目击者报告揭开史上最大犹太人救援

有了影像与文字的纪录,历史才能真切地记录下来! 讲述纳粹德国犹太大屠杀的电影不少,不过,还是有很多鲜少搬到大银…

有了影像与文字的纪录,历史才能真切地记录下来!

讲述纳粹德国犹太大屠杀的电影不少,不过,还是有很多鲜少搬到大银幕的故事。斯洛伐克导演彼得‧贝杰克代表斯洛伐克,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逃出奥斯威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改编自“奥斯威辛报告”中的其中一份目击者报告(Vrba–Wetzler report),虽说《逃出奥斯威辛》没能入围,但也创下斯洛伐克国内的票房佳绩。

以下有雷,请斟酌阅读。

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而打不准是无罪的。

看预告片会以为《逃出奥斯威辛》是紧张刺激的动作片,但其实它更接近艺术片的范畴。主角佛莱迪与瓦特从集中营逃出后,没有惊险的枪战与追击,也没有为了让故事情节更精采而添加不确定是否为史实的桥段,反而将重点摆在他们前往边界途中遇上的恩惠。彰显出《逃出奥斯威辛》的计画之所以会成功,不是单靠这两个人求生的勇气,还有更多人的帮助。

德国的转型正义至今仍在进行,一直到2016年都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人员接受审判。多数人都以“服从上级命令”为脱罪的借口,但正如两德统一后的一场著名审判,起诉开枪射杀翻越柏林围墙人民的士兵。士兵亨里奇的辩护律师同样主张他只是在执行命令,但法官赛德尔反驳:“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而打不准是无罪的。”

同样地,1947年波兰再次审理奥斯威辛人员时,只有被称为“良心医师”的穆克(Hans Münch)获判无罪。当时,他主要负责火车站恶名昭彰的“挑选”过程,决定谁留下做苦工,谁直接送往毒气室,但穆克医生拒绝听命,甚至还给倖存者手枪,帮助逃命。澳洲小说家马克斯‧苏萨克创作的反战小说《偷书贼》与其他许多作品一样,都以二战时期帮助甚至藏匿犹太人的平民为主题,阐释人性的良善。

2017年作家齐斯‧洛韦出版的《恐惧与自由:透过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战如何改变人类的未来(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一书中,提到今年1月29日逝世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誉教授奥托‧道夫‧库尔卡(Otto Dov Kulka)的回忆录。

库尔卡教授在回忆录里记载了自己童年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活,其中也包括他与家人曾经短暂被选入“家庭营”的经历。“家庭营”是宛如样品屋一般供国际红十字会与国际社会视察的存在,他们不用被挑选,不用剃头,随身物品与衣服也不会被没收。

二战期间,不少犹太人怀着“对新生活的希冀、想像与憧憬”搭上死亡列车,但等著他们的便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恶梦。一开始,集中营内处决是由士兵开枪,后来由于对行刑士兵造成心理压力,再加上效率不彰,消耗太多子弹,处决速度又不够快,而将本来用于农业除虫的“齐克隆B”拿来当作毒气室的燃料。

“毒气室”是想在短时间内杀害大规模囚犯的方法里,最节省经费也最有效率的方式。《逃出奥斯威辛》忠实地呈现出没收物品、梦想破灭、剃头与火车站挑选等骇人的景象,在在都是集中营倖存者们不愿回首的记忆。

不识历史者注定会重蹈覆辙。

不像一般电影在跑片尾字幕时会有配乐或歌曲相衬,沉重地令人不敢直视的《逃出奥斯威辛》播放的是真实的历史录音,有的否认大屠杀,有的声称会正视移民问题;有的来自二战,有的来自近代;

有的讲德国、讲欧洲,有的讲美国,呼应了片头出现的西班牙裔美国小说家、哲学家、诗人与散文家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的话:“不识历史者注定会重蹈覆辙。(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告诫大众,当初希特勒当选也是众望所归,却留下历史污点,如果不谨记历史,难保族群清洗不会重演。

整部片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全营的人为了佛莱迪与瓦特所象征的“希望”,而甘于在风中受冻、受苦。不论是片头将两人藏于洞里的计画与安排,抑或是人员缺少后的拷问,第九营的伙伴全然一心。

其中勇于与德国管理者对峙的共济会修士,冒险在集合前到厨房偷面包,还在全营于雪地中罚站时分发给大家,最后奋力抵抗,虽然付出了生命,但也为第九营换得折磨的终结。

伙伴的坚毅让佛莱迪与瓦特的责任更为重大,集中营里的人并不奢望自己能活著出去,但求不要再有更多人进来受苦。所以,两人找到红十字会时,才会请愿空袭奥斯威辛集中营,毕竟就连身在其中的囚犯都希望看到集中营灰飞烟灭。

佛莱迪与瓦特是集中营的抄写员,才得以掌握这么多关键的数据、日期与资料,甚至还将毒气“齐克隆B”的标签撕下留存。书写是留下纪录最好的方式,片尾两人到了红十字会后,相关人员借给他们一台打字机,让他们把这份目击者报告打成文字。比起原本用铅笔手写,每用打字机打出一字,证据的真实性又更增添一分。

二战时期的很多史实得以揭发靠的都是倖存者或受难者的书写,除了先前提到库尔卡教授的回忆录之外,其他还有: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的《奥许维兹卧底报告:自愿关进纳粹集中营的波兰英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故事:倖存者莱昂‧雷森(Leon Leyson)的回忆录《辛德勒名单:木箱上的男孩(The Boy on the Wooden Box: How the Impossible Became Possible… on Schindler’s List)》、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安妮日记》等,都是一字一句写下历史的见证。

你们送牛奶,囚犯喝脏水;你们送肥皂,囚犯洗毒气。

英国男星约翰‧汉纳(John Hannah)饰演红十字会的代表华伦,因为自己在集中营也有眼线,因此一开始一直不愿相信佛莱迪与瓦特的说词,甚至还自以为将红十字会补给品拿到两人面前,会让他们有亲切感,殊不知两人从来没看过那些补给品。

由于纳粹对外的国际宣传做得很好,国际都不知道集中营内发生什么事,佛莱迪与瓦特的目击者报告又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报告不但拖了七个月才由美国的战争难民委员会发表完整的英文译本,而且还经过编修,以免国际不相信摆在眼前的事实。

关于作者: ba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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