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们像极了斯巴达式的战士 战争的对象是男人

乔治·库克导演电影《女人们》（The Women, 1939），也译作《淑女争宠记》

《女人们》是用语言做武器的。语言让本就貌合神离的友谊之间，充满了各种言语上的离间。这里的语言是一种充斥了王尔德式的道德无机物的东西，这种无机物是将暧昧模糊、通常充满了隐喻和双关的有机语言，变成赤裸裸的武器，既不通融，也不含糊。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会有海量的语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倾巢而出，势不可挡。在我们能够来得及努力辨认大量讯息之时，其背景还充斥满了各种嘈杂的喧闹声，无一不是在传递各种流言蜚语。这是一个被语言控制了的世界，像战争时期遍地开花的炸弹，让整洁的世界突然变得满目疮痍。女人们一个个像极了斯巴达式的战士，被一群花钱雇来的“奴隶总管”以军事管理般的手段，努力锻炼着时时处于备战状态的身体。因为她们战争的对象是男人。

《女人们》的世界没有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女人们在战争的世界中，抛开两性道德的那一刻，就迅速戴上了性面具。或许这是导演最大的野心，乔治·库克试图创造一个更加复杂的面具世界。两性之间温情的面纱被迅速捅破，女主角Mary体面的老公形象和人设已经毁灭，幸福的家庭面临破裂。这成了Mary身边所有女人津津乐道的谈论话题。“吃着人家的午饭，还掌握着人家家庭的秘密”，道德迅速成了时尚，仅仅是为了展示。而且也不厌其烦地开始展示时尚。一套接一套的服装，一个接一个的女模。战争永远不止一种形式。

世界上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是仇人。尼采说，“我周围或许得有一个圈子，由那些深邃而温柔的人们组成，使我免受自己的伤害，而且也懂得逗我开心。”浪漫主义的主体性是唯我主义。倘若我们细细分析一番这样的话，就知道尼采一语中的。伤心和愤怒之中，海因斯太太（Mary）来到里诺，在这里结识了一群和她有着相似遭遇的女人们。人们用各种主义和理念，毫不容情的伤害自己。Mary就想要伤害自己，她要离婚，争取男女平等，维护自己的尊严。《女人们》是现实而嘲讽的，有奥斯汀的一面。它让女人世界的经济层面，浮华地飘上水面，大刀阔斧地战斗。当Mary看准了时机，可以一举将自己拱手让给小三的一切利益得以收复的时候，她表现出了复仇的一面。大家的立场转变如此之快，以致于友谊成了一个笑话。其背后被“物化”了的男人，毫无出场露面的权力，也是女人们明争暗斗的战利品。

母亲的一番关于婚姻的话，是进化出来的金科玉律。她尤其不叫女儿信任她的那些女性朋友。她说，只有嘲讽的态度才能阻止自己不把她们谋杀。只有母女的这番对话，才让我们真正走入异性恋家庭的那些烦恼，再有就是由两个女仆转述出来的夫妻之间的争吵。它们妙就妙在都是间接表达，仿佛让你暂时偏离主题那么一小会。或者，多么重大而严肃的行为，在如此间接表达中，都弱化得不值一提了。乔治·库克是同性恋，他知道他表达的中心不是家庭和婚姻，而是女人之间的战争。或者说，果真是女人之间的战争吗？难道不是女人和同性恋之间争夺男人的战争吗？女主角Mary身边的女人大多都是支持她的，她们只是不相信天底下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存在。这些腔调和Mary母亲进化出来的金科玉律，如出一辙。但是，最让人害怕的不是自己的男人在外头有了女人，每个家庭和婚姻都有破绽，这并不是稀奇。令人绝望的是，自家的男人在外头有了男人。这当然是题外话。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这部电影果真当做现实女人世界的戏码。男人不出场的女人戏，并不是所有女人戏码的一贯手法。恐怕只有同性恋导演才要刻意这么表达，像乔治·库克，像欧容。la publibity的世界，恐怕表达的是好莱坞。但是，同时也暗示了这是一个地下世界，比起异性恋的家庭爱情丑闻来，还要夸张和戏剧化。这仍旧和同性恋脱不开干系。在同性恋隐喻的世界中，流言蜚语才更加口对口，私密和集中。最终孩子，是让家庭重新归于和谐的最终手段。琼·芳登扮演的女孩Peggy，和海因斯一家，都是因为孩子在破碎的家庭做中间人。孩子，的确是同性恋世界的大敌。

《女人们》对琼·克劳馥扮演的小三持有暧昧的态度。琼·克劳馥这个女性扮演的小三是邪恶的，邪恶到她注定要插手别人的婚姻和家庭，并且要有着注定要把牢底坐穿的勇气和毅力。这是一个忸怩作态、阳奉阴违的女人，既不热衷于家庭，也不热衷于孩子。但是她要让到手的男人知道她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那一通电话把她的两面性全都演绎出来了。说白了，她男女都做得。这对于同性恋隐喻的立场来说，是必要的。琼·克劳馥无意间又成了电影中最具性面具的人物，像她后来演的电影《荒漠怪客》。我们当然知道小三在道德立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乔治·库克口吻一转，让小三在阶级立场上稳住了脚跟。琼·克劳馥扮演的小三挣扎了一番，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但是她不怕重新去做香水女郎，她傲视群雄，说在她们那个圈子，这里的每一个女人都有外号。外号是什么？是标签。她的身份是小三，小三就是道德标签。这个道德标签，是所有假惺惺的所谓中产阶级的女人贴给她的。她照还不误。对于自己身份错误而又持坚定立场的人，不单要自我定位明确，还要自我认知清晰。

这就要涉及到影片后半场出来的观场人物Flora，The Countess De Lave。一个喜欢言谈之间夹杂着怪诞法语的婆娘。她直接衍生出了《威尔和格蕾丝》中深柜而又娘娘腔的Beverley Leslie。“la mour”和“la publicity”互为因果，恐怕再也没有比混迹好莱坞的乔治·库克理解更加深刻的了。la mour经由法国老女人说出来，既是一种讽刺，又饱含着同情。那讽刺与同情恐怕无意间也深深地刺向了自己。Mary和Crystal Allen之间的战争，最终导向的是女人和同性恋的战争。因为后者可以变成“女人（woman）”，而很多具有女性性征的女人仅仅只是“女性（Female）”。

根据电影最后的点题，“尊严是恋爱中的女人支付不起的东西”来看，弱者无道德。在两个女仆转述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中，男人所列举的种种，都是男人天生自带的道德武器：诸如“为了孩子呀”，“工作辛苦呀”，“苦苦支撑家庭呀”等等。道德只能是作为强者的男人们所表达的东西。强者做错了就做错了，人只有做错了，才要撑起道德的雨伞，美其名曰不让这个世界湿身。这样才能让伞下的女人们以道德的无机性的形式开战。男人撑开道德的伞，女人打起道德的水枪。这些都是小儿科，只有琼·克劳馥代表的同性恋小三，才是实打实的生存智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