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收到丈夫的肝癌通知单 母亲开始焦虑

《棒！少年》之后，又一部质量上乘的国产小片遇到了排片率0.1%的窘境。

诚然，票房不是创作文艺片的目标，然而，中国电影市场粗放的一刀切态势，从“崛起”的2003年算起，已经18年没有变化了。

不是观众对不起文艺片，而是市场对不起它们。

焦躁，疏离，而又不可分割文|曹米糯作者简介：不懂理论、没有实践、有点社恐，所以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写电影的路人甲。

影评人赛人在影向标给《小伟》打出六分的超高评价

在2019年的FIRST影展上，有一部名字很怪的作品——《慕伶，一鸣，伟明》——最终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是广州导演黄梓的处女作，一年半之后，它更名为《小伟》全国公映。

这部电影的拍摄资金来自导演家人，拍摄地选在导演熟悉的广州老城区，对白是广东话，故事的主角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三口，自传色彩非常浓重。

在片尾字幕之后，导演还额外加了一段自己与父母的自拍，让这个因父亲罹患晚期癌症而导致家庭崩溃的故事更多了几分难以言说的重量。

这个一家三口的故事发生在广州老城区，对白是广东话

然而《小伟》并不是一部催人落泪的电影，全片极度克制，没有歇斯底里的表演，没有肝肠寸断的情节，没有我们不得不习以为常的强迫式配乐，甚至作为“绝症片”，除了一场戏之外，导演连对疾病和死亡的直接描述都统统略过。

那么在110分钟的时间里，黄梓到底拍了些什么呢？

按照“慕伶，一鸣，伟明”的三段式结构，导演首先将镜头对准了“焦躁”情绪。这种情绪始于母亲慕伶，因为她是第一个得知丈夫病情真相的人。黄梓借抖动的手持摄影、放大的背景音效（比如医院里的仪器、马路上的噪音）、女主角急促且几乎难以停歇的脚步、长镜头中被压缩的时间与空间等等强化了这种不安情绪。很快，这种情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从儿子，到亲戚，直至患病的当事人自身。

丈夫的肝癌通知单是母亲焦虑的开始，但她为了安抚丈夫和儿子，仍每天强颜欢笑

慕伶这条线是三段中最写实也最现实的（很像黄梓推崇的达内兄弟的风格），几乎所有对白都单刀直入，且不说电梯里探视者对果篮浪费钱的抱怨、饭堂里同事们对他人私生活的讥讽，就连母子二人关于学业的讨论、出院路上一家三口的闲聊都寒气逼人，一问一答之间，仿佛一柄柄钢刀呼啸而过。

也许连导演都意识到，故事这样讲下去实在是太绝望了，所以第二部分的“一鸣”线果断跳脱成年人的束缚，转而以几个涉世未深的高三学生的视角重塑世界。那个世界里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有不切实际的春秋大梦，有满眼生机勃勃的新绿，有不被高楼大厦阻挡的无边无际的前景……

一鸣那两个不打不相识的玩伴就像是他的分身，一个躁动、张扬、没心没肺，一个沉静、内敛、深思熟虑。当前者以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消失之后，一鸣再也找不到那只鞋子，进而连一度选定的路径都不再肯定。这个曾经与父母保持着某种疏离感的大男孩终于也开始不安起来，甚至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

儿子一鸣整天和朋友在学校混日子，虽说收到了外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也并没有对未来的明确打算

跟一鸣同样不知该如何走下去的还有父亲伟明，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梦。或许是为了圆自己的临终遗愿，或许是冥冥中被生与死的循环牵引，伟明带着一家人踏上了漫长的返乡之路，试图在那座萧索破败的孤岛上寻找自己的——也就是“小伟”的——生命起源。

作为第三部分的重头戏，也是整部电影的重头戏，导演在此处安排了一段超现实戏份。时间，空间，梦境，现实，关联交错，难解难分，像极了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与一天》。

至此，父子二人的梦境也合而为一，他们似乎都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也因此重新确定了日后的方向，就像那幅重见天日的画作里描绘的一样。

最后一部分，一家三口重回父亲的老家，每个人的心事都有了着落

《小伟》大概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可以说它什么也没讲，因为个人体验远比戏剧化更重要；说它讲了很多也可以，因为整个故事又涵盖了从青春到代际、从家庭到生死等诸多层面。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一部让人哭的电影，但导演在首映日（1月22日）公开信中写到的一段，不经意间触到了我的泪点：

在父亲生病、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获得了去布拉格电影学院深造的机会。但这次我没有选择“自由”，我妈至今耿耿于怀。我说，那时候我要陪着我爸啊。她却说，如果我去捷克，我爸会多活几年，因为他会等我回来。

我完全能够理解集母亲和妻子之职于一身的黄梓妈妈的苦心——不耽误儿子的前途，同时又给予丈夫活下来的信念——这几乎是最坏打算中的最好选择，这几乎凝聚了一位中年女性能够付出的所有的感情与期许。但我们也都深知，这是一个随时随刻都有可能轰然破灭的理想气泡。

导演黄梓把亲身经历拍成了电影，献给他的父亲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我总是会显露出无可救药的“自然主义”倾向，也许是因为自己并没有“不计一切代价”的资本，也许是因为自己意识到即便“不计一切代价”也换不回幸福与安逸。同样是探讨疾病和死亡，《小伟》与同期上映的《缉魂》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后者因无法摆脱执念而演变为一场灾难，前者却完成了一幕最好的告别。

诚如导演黄梓所言：“《小伟》讲的是一个癌症家庭如何练习失去，讲的是我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哪怕更多一位观众，对我而言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这样一部不浮夸、不卖弄、不刻意、正儿八经通过光影艺术去关照时代与个人的小成本佳作，却再一次成了中国电影市场“内卷化”的牺牲品，排片率低至0.1%。

电影的英文名《All About ING》表示这个故事正在发生在很多人的家庭里，遗憾的是，影片并未被太多人看到

关于扶持中小成本影片、推广艺术院线、培养观众审美之类的问题，跟性骚扰、996一样，大家年年提、次次提、有机会就提，但从市场到制度都依然故如。

对于一个年度总票房几百亿的庞大市场来说，《小伟》就算能卖上一千万也不过是个零头，但如果褪去这些宏大的滤镜，对于粤语文化圈、对于迷影群体、对于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疾病死亡困扰的家庭和个人，《小伟》却不可取替。